2025-12-19

跨境电商资讯:行业|面对高额顺差,德国是

"顺差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责任。

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11个月,中国货物贸易顺差首次突破1.0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荷兰一年的 GDP 总量。

在为这一历史性成就欢呼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冷静思考:顺差创新高之后,中国外贸继续发展的前路在何方?历史上,日本因巨额顺差在1985年被迫接受"广场协议",日元急剧升值导致产业空洞化和"失去的三十年"。

而德国作为另一个长期顺差大国,却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在2000至2020年间,德国顺差曾多次超过中国,长期稳居全球第一,但德国既没有遭遇日本式的货币危机,也没有陷入产业空洞化,反而将顺差转化为全球产业链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德国经验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对今天的中国又有哪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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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相似的顺差成因

德国成为长期顺差大国,并非偶然。2000年后,德国贸易顺差持续攀升,2015年达到巅峰时超过3000亿美元,占 GDP 比重接近9%,远超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3%)。

这引发了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盟内部的强烈批评,认为德国顺差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但德国政府始终坚持,顺差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非政策操纵。

德国顺差的形成,与今天的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 首先是产业结构优势。德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机械制造、汽车工业、精密仪器、化工等领域形成全球垄断性供应能力。大众、宝马、奔驰占据全球高端汽车市场,西门子、博世在工业自动化领域无可替代,巴斯夫、拜耳在化工领域长期领先。这些企业不仅技术领先,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和质量控制标准,使得"德国制造"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

  • 其次是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为德国顺差提供了外部条件。2000年后,欧元区成立使得德国不再面临货币升值压力,同时南欧国家经济疲软导致对德国产品的依赖度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工业竞争力下降,德国产品的相对优势进一步扩大。这与今天中国面临的环境高度类似:欧美经济增长乏力、通胀高企,中国制造以其稳定供应和高性价比成为全球"购买力保护机制"。

  • 第三是新兴市场的崛起为德国出口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德国很早就开始布局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在这些国家建立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当发达国家市场饱和时,新兴市场成为德国企业新的利润来源。这也是中国当前正在经历的:对东盟、非洲、拉美出口增长远超对欧美出口,新兴市场正在成为中国顺差的重要支撑。

然而,德国的经验更重要的不是如何创造顺差,而是如何管理顺差、如何将顺差从"政治风险"转化为"战略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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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削减出口,而是扩大资本输出

面对国际社会对高顺差的批评,德国政府的应对策略耐人寻味。与日本在美国压力下被动接受日元升值不同,德国选择了一条主动平衡的道路:不是削减出口来降低顺差,而是通过扩大对外投资,将贸易顺差转化为资本项下的逆差,从而在国际收支层面实现再平衡。

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德国政府深刻理解了一个道理:顺差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顺差如果仅仅表现为外汇储备的积累,就会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把柄。但如果能将顺差转化为对外投资,不仅能缓解外部压力,更能增强德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控制力。

德国为此建立了一套系统性的制度支持体系。最重要的是境外所得税豁免制度,德国企业在海外获得的利润在回流时基本免税,这大大激励了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长期对海外利润征收高额税收,导致美国企业宁愿将利润留在海外也不愿回流。德国的制度设计使得企业愿意将贸易顺差赚取的利润再投资到海外市场,形成良性循环。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家政策性银行为德国企业"走出去"提供长期、低成本的融资支持,包括直接贷款、出口信贷担保、风险对冲工具等。与商业银行不同,KfW 不以短期利润为导向,而是服务于德国的长期战略利益。通过这种方式,即便是中小企业也能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进行海外投资,而不仅仅是大型跨国公司的专利。

更重要的是,德国政府引导企业进行的是战略性投资,而非简单的财务投资。德国企业在海外不仅建立生产基地,更建立研发中心、供应链网络和服务体系。大众在中国不仅有生产基地,还有专门的设计中心,针对中国市场开发特定车型;巴斯夫在中国湛江投资100亿欧元建设的一体化基地,不仅是生产工厂,更是区域研发和技术服务中心。这种深度本地化的投资,使得德国企业真正融入当地产业生态,而不仅仅是把生产线搬过去。

数据显示,2000年至2020年间,德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从约3000亿美元增长到超过2万亿美元,增长了近7倍。这些投资不仅覆盖欧洲、北美等传统市场,更大举进入中国、东欧、东南亚等新兴市场。通过这种方式,德国成功地将贸易顺差转化为全球产业布局,而非简单的外汇储备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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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配置与风险对冲

德国企业的全球布局呈现出高度理性的分层特征,这与单纯追求低成本的产业转移有着本质区别。德国企业将全球市场划分为不同层级,每个层级承担不同的功能,形成了一个既有效率又有韧性的全球网络。

  • 在东欧,特别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德国企业主要布局劳动密集型的制造环节。这些国家距离德国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且文化、法律体系与德国接近,便于管理。

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是欧盟成员国,享受统一市场的便利,产品可以无障碍进入德国和整个欧洲市场。这种"近岸外包"既降低了成本,又保持了供应链的可控性。

  • 在中国,德国企业的定位则完全不同。中国既是巨大的消费市场,也是规模化生产的最佳选择地。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的销量占其全球销量的40%以上,这使得在中国建立完整的产业链成为必然选择。

但德国企业在中国不仅仅是建厂生产,更是将中国作为创新中心。宝马在沈阳、大众在上海都建立了研发中心,针对中国市场和全球新能源趋势进行技术开发。这种布局使得德国企业既能享受中国市场的规模红利,又能利用中国的工程师资源推动创新。

  • 在北美,德国企业的布局重点是高端研发和利润中心。美国拥有全球最强的科研实力和最大的高端消费市场,德国企业在美国设立的往往是技术中心、创新实验室和区域总部。同时,为了规避贸易壁垒,宝马、奔驰、大众都在美国建有生产基地,但这些工厂的技术含量远高于其他地区,主要生产高端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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